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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出家与董小宛入宫之谜有结论了?学者新著论证
 

  清朝初期有三大疑案,百年来聚讼纷纭,分别是: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即位。坊间传言,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因挚爱董妃之死看破红尘,出家五台山,而董妃就是秦淮名妓、冒辟疆的妾室董小宛(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莲,1624-1660)。

  关于顺治出家,历史学家孟森、陈垣、邓之诚等均做过研究,基本结论是顺治曾有意出家,但出家未遂;而董小宛是否曾入清宫,迄今没有定论。

  近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邓小军新著《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考察得出结论,认为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确有其事,引起各界关注。

  11月13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王元化学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华东师大图书馆举行《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胡晓明教授、华东师大终身教授刘永翔、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陈福康等二十余名学者、嘉宾与会,还有从冒辟疆故乡——江苏如皋专程赶来的民间研究者。

  其一,董小宛入清宫是事实。顺治七年(1650)三月末,董小宛在如皋家中被清兵强掳至北京,归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死后归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十一年,因入侍孝庄太后,为顺治所爱,顺治杀硕塞。顺治十三年被册为皇贵妃,死于顺治十七年八月。

  其二,顺治假死、真出家,也是事实。康熙二十一年(1682)前后,顺治锡止河南睢州白云寺。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顺治圆寂于睢州白云寺。九月,康熙为纪念父皇顺治而建立御匾集群于白云寺。顺治出家的根本原因是承受佛教之感召,直接原因则是对董小宛的生死恋以及董小宛之死。

  面对多年悬而未决的清初疑案,与会者对《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提出的结论及论证过程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交锋,邓小军教授也一一回应了质疑。

  他表示,研究中所用文献多为“首次披露、首次使用或首次提出新解释”,书中使用的九十幅照片,“大多数为相关珍稀善本书影、相关珍贵原始石刻文献照片、拓片,多数为首次正式发表或首次使用于本题目研究”。而这些原始文献、原始石刻文献,大都是在近半世纪才逐渐公诸于世,孟森、陈垣等前辈学者未能得见。

  关于顺治出家,邓小军主要考察了九种石刻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河南民权白云寺的康熙御匾集群。

  2015-2017年,邓小军五次赴白云寺,认定白云寺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匾集群(含五块御匾)的真实性。他认为这些匾额均系康熙皇帝为父皇顺治圆寂所建,其共同主题是纪念父皇顺治。其中,白云寺山门殿北门门额康熙御制石匾的南面铭文“(先)王宔”,是证明顺治安葬于白云寺的关键性证据。

  该匾北面铭文大字题词“当堂常赏”,此前已经有人注意过,认为其隐文表示“皇帝顺治”之意——“当堂常赏”四字各自部首笔画隐藏“皇帝顺治”四字,是为摘字法。而南面铭文,据邓小军考证,其大字题词为:“(先)王宔”。“宔”字训为神主,或藏神主之神龛,此外绝无二义。

  邓小军认为,北面铭文“当堂常赏”作用相当于孝陵崇楼庙号碑,南面铭文“(先)王宔”表示先帝神主之意,其作用相当于河北遵化清世祖孝陵隆恩殿神主;而匾额建立于白云寺山门殿北门门额,表示白云寺即顺治父皇陵寝。因此,白云寺藏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制“(先)王宔∣当堂常赏”第二次刻石残匾就是顺治皇帝安葬于此的确证。

  此外,邓小军表示曾四次赴山东鄄城郭水坑村、一次赴山西五台山考察;并结合文献材料如康熙《菩萨顶》、 《五台有怀》等诗歌破解顺治出家疑案。例如,他找到查慎行《白云寺佛定和尚语录序》,证明《玉明族祖碑》“玉明和尚赴京取经于圣祖仁皇帝”、康熙赐白云寺“满朝銮驾”是信史;又如,他破解白云寺康熙四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尊胜陀罗尼心经幢题记两印章铭文(“桶通”、“行派卌”),暗指顺治皇帝出家之彻悟及其在佛教的地位,等等。最终邓小军在《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一书中考察顺治的部分横跨五十年(1661-1770),分为顺治出家山西五台山、锡止河南睢州白云寺、圆寂于并安葬于白云寺三篇。

  前人研究:历史学家孟森在《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中认为,顺治24岁染上天花病逝,没有出家。

  关于董小宛是否入清宫的问题,该书主要使用诗文证史的方法。例如,通过解读秘书院侍讲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中“严霜”、“琼树”、“芙蓉”、“千里草”(董)等意向,认为这首诗隐藏地、完整地交代出董皇贵妃姓董、名白、字青莲,即董小宛。

  邓小军认为,以诗文证史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宝贵的。甚至,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在根本上是以诗文为史料建构历史,超越了以诗文证史,更上一层楼。康熙御匾额集群、印章铭文、康熙四十一年御制《菩萨顶》诗等,既是诗文、集部作品,亦是宝贵史料。

  邓小军在视频报告中介绍了最初触动他、促使他决心研究董小宛的《古宫词》(李天馥)。他认为,《古宫词》以微言叙述董小宛入清宫,隐藏地、确切地、完整地表示顺治董皇后即董小宛,与《清凉山赞佛诗》“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康熙四年,翰林院检讨李天馥《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出版。《古宫词·小引》表明本书是为顺治董皇后作。其中有一首:“一世生离恨有馀,晨妆独捧紫泥书。岂知为雨为云意,玉案傍边立起居。”邓小军认为,“一世生离恨有馀”,言女主人公董皇后与夫君一辈子生离死别,抱恨终身。这夫君不可能是指皇帝,因为下三句皆言董皇后受到皇帝诏封之恩宠,及与皇帝之欢合,故不得曰与皇帝“一世生离恨有馀”。“一世生离恨有馀”,表明董皇后在皇帝之先,本有夫君,却与本夫一辈子生离死别,抱恨终身。

  邓小军还提到,前辈学者邓之诚曾引用《古宫词·小引》数语及两首诗,但讨论精略;而高阳说,《古宫词》是“细考此案最珍贵的材料”,“馨香祷祝”以求之,但生前未能寓目。2001年,邓小军查到孤本李天馥《古宫词》藏馆,得以复制该书,这是《古宫词》第一次被完整解读。

  此外,邓小军解析的文献还包括世传董小宛入清宫时(顺治十三年至十七年)内廷文武职官、入住皇城内的传法僧人以及董小宛本夫冒辟疆及其好友的诗文撰述。最终“董小宛入清宫考”部分考察时段为十年(1650-1660),十三万多字,共八章。

  与会学者就这一新著进行了讨论热烈,交锋的核心在于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和“诗文证史”能够确证清代的历史疑案吗?

  有学者认为,石刻文献中并没有指向结论的直接证据。另外,清代文献史料之丰富远超人们想象,假设时人为掩护皇帝出家而大费周章地布置谜语,是否能够做到不在史书中留下任何痕迹?御匾本身的真实性是否应该论证?同样,要论证董小宛入宫,需推翻的“大山”还有很多。以诗文互证的方式解读“微言大义”,是否能够成为证明董小宛身份的有力证据,也值得商榷。

  也有学者认为,邓著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他以中国诗歌的写实性和微言政治抒情诗的传统作为诗文证史的理论基础,通过诗文证史的方式审读史料、解读相关的诗歌,是有意义的。历史研究不应有门户之见,文学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以文学史方法研究历史的作品应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有学者提到,历史上的诸多疑案,如光绪皇帝之死、杜甫之死、李白之生,都经历过反复曲折的认识过程,许多问题可以存疑,有待新材料的发现。但邓小军教授的努力无疑为人们认识这一清初疑案提供了新的材料,使得研究得到推进,应对邓教授及出版方表示敬意。

  邓小军对商榷意见逐一进行了回应。关于石匾铭文的说服力问题,他认为:“在清代,皇帝的圣旨(制敕)即是法令,圣旨勒石,其法律效力等同于圣旨原件。就史料的原始性而言,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制白云寺 ‘(先)王宔︳当堂常赏’石匾铭文的史料价值高于记录性的起居注,更别谈第二手性质的实录,是一宗具备原始性、确实性、高度证明力的最宝贵的证据文献。”至于史料文献中为何没有,他表示:“书中引用很多文献表明,雍乾对董小宛事、顺治出家,进行了文字肃清。”

  孟森在《世祖出家事考实》中提出:“小宛死于顺治(八年)辛卯,辟疆《同人集》中,海内名流以诗词相吊者无数。时世祖尚只十四岁耳,小宛则二十八岁,所谓年长以倍者也。”[孟森:《世祖出家事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

  邓小军认为,孟森先生误将《同人集》众多诗人悼董小宛诗之年代,从顺治十七年至康熙四年(1660-1665),提前到顺治八年(1651),提前了九年至十四年;误将顺治遇见董小宛之年代,从顺治十一年(1654)提前到顺治八年,提前了三年。而这三年,正是顺治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关键之三年。

  华东师范大学王元化学馆馆长、图书馆馆长胡晓明教授谈及出版《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的初衷时表示,王元化先生始终强调一种观念,就是应该发展出一套既继承五四、又能超越五四的学术思想。出版这一研究还具有学术思想史的意义:“过去我们的研究,太缺少整体的问题意识,缺少长期的目标指向,缺少敢于与一流权威对话的学思格局,缺少在二十世纪前贤之上更上层楼的英雄气概。我们希望学术界有有新的反思、新的突破,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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